尽管无法否认，宪法惯例的确有助于稳定性，但认为它是稳定性的充分保障就只能是一种夸张，因为必须认识到宪法惯例兼具成规与宪法的双重属性：其成规属性使其无法避免无意图的改变，其宪法属性使其无法避免有意图的改变。
作为国家任务的宪法社会权，在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对立法者提出要求（四）关于免罚清单的内容设计 1.负面清单文本模式 免罚清单作为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在今后的行政执法实践中将会越来越广，正面列举往往无法穷尽所有免罚事项，容易挂一漏万。
我们不需要人为地选择免罚清单的适用范围，在目前基础上拓展免罚清单的适用领域应当作为免罚清单制度发展的一个方向。因此，免罚清单的规范行文可以采用负面清单列举，这样大大拓展了免罚清单适用的领域，又给执法者留了适度的空间，同时避免了一些关键领域不适当的免罚。可以首先由《行政处罚法》确立了免罚清单基本概念和制定原则的情形下，再由国务院制定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或者实施条例对免罚清单作出规定。还有一类是仅将中央层级的立法作为清单依据。免罚一旦偏离了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人制裁的目的，或者偏离了维护社会正当秩序的目的，或者偏离了对其他社会主体警示的目的，纵容违法行为的嫌疑非常明显。
（四）清单宗旨单一 过于侧重经济价值 目前有关免罚清单的顶层设计是与自贸区的建设相联系的，就是要营造良好的营商投资环境。一、引言 免罚清单是近年来我国行政执法部门（主要是地方行政执法部门）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的对免予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进行列举规定的清单文本。(74) 六、结语 未来已来，将至已至。
在2003年的搜索王诉谷歌(Search King V.Google Tech.)一案中，俄克拉荷马州法院认为，搜索引擎根据算法生成的结果是一种言论，网页排名是一种意见，它涉及特定网站对某一检索指令响应的意义，可能构成一种歧视性言论(discriminate speech)或者仇恨性言论(hate speech)。(23)袁曙宏等：《现代公法制度的统一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46页。(33)另外，联邦国会已经将国防部关于配备有人工智能系统的飞行器的飞行政策列入立法任务。但是，在私法关系中，人工智能系统的生产者具有绝对的技术优势，普通公民的技术性程序权利常常被剥夺限制，导致其没有能力获取被侵权的证据，更无力在司法对峙中有效举证。
⑦其实，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人工智能系统，如果去除人们赋予它们身上的拟人化想象，它们都是基于数据，通过算法自主学习、自主提升、自主决策的一套计算机制。对人工智能的公法救济，则往往是将其视为言论加以保护。
并且，它要求各监管机构参与整个监管过程，加强监管合作。(69)而我国行政监管机构属于政府部门，按照职权法定原则必须通过立法来解决其监管权力合法性问题。(11)哪里有风险，哪里就需要规制。显然，此种考量在人工智能领域极其复杂，能否形成客观化判断还有赖于更多的司法判例来检验。
2020年1月，美国白宫发布了《人工智能应用监管指南备忘录(草案)》，该备忘录从监管和非监管层面对联邦政府外部开发、部署人工智能提出了相关原则和建议，具体包括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公众参与规则制定、科研诚信与数据质量、风险评估与管理、收益与成本、灵活性、公平与非歧视、披露与透明度、安全保障、跨部门协调十个方面，为政府行政机关在抽象的原则和建立更具体的治理机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71)郑智航：《人工智能算法的伦理危机与法律规制》，《法律科学》2021年第1期，第26页。(2)任何用计算机软件、硬件研发的系统，或者其他需要与人类类似感知、认知、计划、学习、交流或物理行动相结合来完成任务的系统。⑨再如，2017年微软的智能聊天机器人阿泰(chatting bot Tay)在开放16个小时后不得不被关闭，因为它变成了种族主义者、性别主义者，并且否认大屠杀。
该法明确要求交通部对自动驾驶车辆提高高速公路交通能力的应用研究予以资助。这些法律文件规定允许自动驾驶车辆在特定环境和特定道路上行驶，鼓励自动驾驶车辆开发商与州监管机构合作开发试点项目以确保自动驾驶车辆的安全和发展。
(62)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法院关于判断程序正当与否形成了主导性的利益衡量标准(balancing test)，该标准强调综合考察私人利益、执法效率、财政与行政负担以及社会成本等多项内容，进而形成客观化的评价标准。⑥这一路径有着比较明显的欧盟法痕迹。
(15)因此，人工智能系统的算法运用，应当以公法程序建构为中心来探索有效公法规制机制。五是成本收益分析制度。目前的算法规制实践中，各国探索并建立算法伦理审查、算法及数据集缺陷检测机制、算法标准、算法解释、算法查验、算法认证、算法应用登记等规制手段，初步形成了算法规制谱系的轮廓，但仍须调整规制思维和规制策略，努力构建一种合作监管的法律机制。关 键 词：人工智能 公法规制体系 公法制度建构 人工智能发展法 美国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生产操作、交通运输、医疗辅助、新闻写作和司法裁判等领域，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类似于我们的数据被装进了黑箱，用户无从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这样算法不仅仅是在预测和解决问题，而且有助于控制用户的行为。(63)在美国，事前监管对象主要包括人工智能的生产者、研发者和使用者。
(40)2016年，联邦政府颁布了《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的政府通告。(52)比如，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脸谱网(Facebook)未能根据2012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的一项命令改善其隐私保护状况后，对其做出了一项罚款50亿美元的行政处罚。
早在2011年，内华达州做出第一个关于自动驾驶车辆检测的立法。它可以建立一些基本的原则来指导发展政策，但不对监管规定所涉具体专业的实体内容做出决定。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对公共安全和公民权利的威胁也开始充分展现，因而对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也逐渐沉淀为学界的基本共识。其中，特别重要的监管制度有7项。
因为，他们更能理解技术的发展前景和潜在风险，最适合制定规则和标准。对于公法权利被人工智能所侵犯的情况，则只能依靠事先、事中和事后的公法规制来进行全过程治理。既有主动干预，又有被动反应。比如，尼古拉斯·佩蒂特认为，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公共利益，应当依据人工智能应用所导致的外部性来调整监管反应的强度。
治理技术风险犯罪的生成机制表明，技术风险来源于多元风险责任主体，并且社会非正式力量在技术风险犯罪的治理中发挥了史无前例的重要作用，因为他们是技术的发明者、使用者和管理者。在人工智能算法使用有关个人信息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应在可行且符合法律要求的范围内，为公众提供参与算法解释听证的机会，向公众宣传并提高其对标准和其他政策的认识。
过于严苛的监管将扼杀创新。美国联邦寻亲处使用的算法曾误将某公民认定为拒付抚养费的父母，并对其开出20.6万美元的罚单。
(27)2015年，联邦国会已经将有关人工智能的表述加入《修复美国地面交通法》，对自动驾驶车辆进行立法规制。《刑法》该条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罪是把自然人作为行为主体，而且行为人必须存在主观过错。
(31)其中，该节第(g)项对人工智能做了列举性界定。其中，前者是公法规制价值理念的静态载体，后者是公法规制价值理念的动态应用。相对于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具有民主合法性和授权能力，是对价值排序问题做出决策的最佳机关，是制定监管方案起点的理想主体。⑧Jacob Turner,Robot Rules:Regul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9,p.211. ⑨韩春晖：《无人机监管的法治变革与公法建构》，《河北法学》2019年第10期，第58页。
2014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制定检测自动驾驶汽车的监管规定，并于2018年制定了使用自动驾驶车辆的监管规定。注释： ①王成：《人工智能法律规制的正当性、进路与原则》，《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6～7页。
美国人工智能的公法规制体系包含了公法规范体系和权力结构体系两个部分，展现出一种综合性的公法规制路径，将立法、行政和司法相结合，力图构建一种全过程的监管机制。美国人工智能监管的权力主体主要有三大类：立法机关、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
[2021-10-17] (19)Kenneth A.Bamberger,"Technologies of Compliance:Risk and Regulation in a Digital Age," Texas Law Review,Vol.88,No.4,2010,p.669. (20)苏宇：《算法规制的谱系》，《中国法学》2020年第3期，第170页。二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